南诸路的富户因此元气大伤。但这场风波却没影响北方多少――赵瑜当年定都北京的先见之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年节过得热热闹闹，上元节时各色花灯妆点京城内外，各项体育比赛也还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中。

　　国都北京并不像前朝都城的开封府那般依靠江南的粮食财税。幽、冀之地本就是天下排得上号的产粮区，足以供应北京城大半的需要。另外，还有东北的粮食作为补充。辽宁的基础原本就好，早在千余年前就被开发。虽然到此时辽宁路已经拥有了近六百万人口，但依然是地广人稀，每年的粮食富余就超过两百万石。而吉林开发虽晚，可也有了百万汉人定居此处，在吉林，家家都是拥有数顷良田的地主，因而也是粮食富余得足以输出的大省。另外，尚有乐浪行省，同是产粮区，与直隶一海相隔，距离比江南还近。辽宁、吉林，再加上从乐浪半岛南部运来的粮食。足以填上所有京城消耗的缺口。

　　现如今，大宋本土各路各省，反倒是江南的粮食出产因为棉花的大量种植而有些减少。其他地区都是丰裕充足。在过往一到丰年收获时节，粮价往往下跌，而到了荒年时，粮价便会上涨。但在洪武朝，一斗十钱的价格都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之久。

　　尽管贞观时，还有斗米三钱的故事，但现在的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唐初可比。如此低廉的粮价，使得各地州县都不得不在秋收、夏收的时候，从三大银行借贷出大量的购粮资金，来稳定粮价不至于下跌，使得谷贱伤农，并在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卖出常平仓存粮，稳定粮价不上涨，并归还欠银行贷款。

　　因为官府的行为，天下粮价十多年一直保持稳定，各处军州的饮食价格也一直保持低廉。同时棉花的普及种植，极大的降低了百姓们服装上的成本，就算较为贫穷的关中农家，也多半能能保证一年一件新衣。另外便利的交通体系，和大量的马匹车辆，也使得出行更为方便。

　　所以在‘衣食住行’这四项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生活行动中，只有居住，才是困扰大宋百姓，尤其是北京士民的最大问题。在唐时，有‘居长安，大不易’的说法。在前朝。普通京官也是买不起东京城中住宅。而在洪武朝，也一样是‘居北京，大不易’！

　　随着人口日益增长，大宋本土的地价不断在上涨。京城中的地价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当年早早的就搬到北京城中的人们，现在家中最贵重的财产，就是一张单薄的房地契。而京城周边的地皮，也一样水涨船高，高得令人吃惊。

　　洪武初年，在修造中的顺天新城边，一百足贯就能买到一顷沃壤近水的田地。现如今，也就能买到六七亩的中田。而如果是临近道路的地皮，因为可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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