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向益都前进，又有更多的消息汇聚过来。其中包括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淮东置制副使王贵负责的西南战线，在邙炀山以南，单州的单父县境内，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战。

　　当时，前军新补充完成的第五营，外加一个防戍营，正在邙炀山一侧的缓冲地带执行，某种例行的驱逐和扫荡任务。

　　却遇到了大规模逃亡过来的流民潮，遂分出一部人马加以收拢和引导，让他们转道去徐州，

　　却未料到这是北朝的淮西节度使杨可世，因势利导所设的一个陷阱，

　　因此，分出来的这部人马在很近的距离内，遭到了藏在流民潮中的北兵突袭，结果火力列阵的优势，都还没能发挥出来，就被突入近身，陷入了肉搏的苦战之中。

　　而那些惊骇的四散奔逃的流民，也成了冲击扰乱本阵的遮护，一时之间分不清楚那些事流民哪些是敌人，只能就地结阵一并加以击杀。

　　而暂时无暇援护陷入苦战的那部人马，然后尾随在流民潮后的北朝骑兵，也乘势发起突击，

　　最终从萧县白土镇赶过来的猎骑营，结果是就地待援的第五营已经损失过半，而协同的防戍营被整建制的击溃，丢失了一半以上的装备器械，

　　虽然这个损失对本军现有的规模来说，已经并不影响大举了，但是前军第五营的正将董平、副将李政皆战死，只剩下备将刘厚在继续指挥战斗。到了正将这个级别的战没，在军中却是已经不多见了，也好似颇为震动的。

　　因此，事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的追究相应失职与临阵对应不力，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和争端。

　　赵隆负责的军法系统，坚持追究相应将官节外生枝，超出职责作为导zhì损失的责任，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但是陆务观领导下的各级参佐系统，则不少人都为之求情，主张人死为大，既然已经战死了就不宜再做追执。

　　而作为前军统制兼楸线指挥的王贵，则主动避嫌不做表态。

　　最终捅到了主持军中日常的副帅辛稼轩那里，却又被置留了下来，决定等我回去裁断。

　　相比之下，

　　另一个好消息就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脱产的吏务短训班成员，已经正式学成结业了。

　　这一批结业的生员大概三百多人，从成员结构和比例上说，还是相当具有针对性的：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我带出来的罗藩子弟和婆罗洲的国人，实际上他们在南方追随我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各种事务和行业管理的经历，因此转换了职责和角色后，上收起来也比别人要快一些；

　　然后才是润州――江宁背景的生员，这些地方文风鼎盛而民间的学识基础，普遍高过江南的其他地方，征募起来也比其他地方容易的多。因为大多数人的晋身之途在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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