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东平跟方老师还真是老熟人。这个老不是说关系亲密,而是认识的时间长。
方红英当初下放的地方就是侯厂长外婆家所在的村子。
按照侯东平的说法，这位方红英也是有手段的。
她家庭成分糟糕,爷爷当年是日本鬼子的翻译官，原本下乡了也是人嫌狗憎。结果她好手段，愣是让自己跟大队的民兵队长在山上困了一夜，然后闹着要自杀。民兵队长本来都有未婚妻了，被这么一闹，不得不娶了她。她却成了知青下放，安心扎根农村的典型。
“厉害的很哎。一找就找个大队干部，扎根的手段好厉害。她那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怎么来的？原先公社是给她男人的，结果她磨到了自己手上。她那个男人啊，就是个不长脑子的憨货。”
周秋萍听的倒没多稀奇。她丈夫把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让给老婆。未必是多惊天动地的感人爱情,多半是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现在上大学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鲤鱼跳龙门。但在那个年代，工农兵大学生遵循的原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她男人都已经是大队干部了，最多进公社。实打实的好处还未必有在大队多。
方红英是个女的，农村的活计决定了女同志难以在大队里更上一层楼。不如读了书，然后去公社干个文职，两口子都能挣钱，家庭才能蒸蒸日上。
再说了,对不爱学习的人来讲,上学就是活受罪。
可即便有这种种可能,后面方红英做的那些事也当真是缺德到家了。
她大学毕业时刚好碰上知青回城政策，她糊弄丈夫说自己先回城,安置好工作，然后再想办法将一家人带进城里过好日子。
用她的话来讲，婚都结了，两个娃都生了,她能跑哪儿去。
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走的时候，她还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光了。
周秋萍听的无语，感觉这个方红英真是羊毛都逮着一只薅，吃死了夫家人。
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她这么搞，前夫家人能放过她才怪。
其实虽然在农村女人受压迫厉害，但这女人也是要看身份的。
像方红英她们这些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因为农民自认下苦人，对城里人心存天然的畏惧。也因为当时回城大政策的影响，他们不敢对抗。反正就周秋萍所知，知青离婚回城的时候，所谓的暴力阻拦之类的，她真没见过。
这种事情大部分情况怎么处理？离开的女知青家里会拿出一笔钱用于给前夫再讨老婆。前任婆家得了这笔钱不怕娶不到新媳妇，大家也就一别两宽好聚好散了。
到了方红英这里，你不掏钱，还要扒光人家的家底，人家不跟你拼命都是和气的了。
侯东平唏嘘感慨:“可惜呀，杀人越货金腰带，铺桥修路无人埋。她这么下作一点事都没有，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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