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回来营救，果然，当时担任党的省委临时记的汪仁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赶回了家乡。”
“那天在万川县城的街头，我们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党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携带着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一批枪枝弹药和银元，前往南湖省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我们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极其保密的，我勉强同意和汪仁悟坐下来谈谈，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所以当他提出借人借枪借钱救他母亲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何况当时那一带的党组织几乎被xx党所全部摧毁，我没办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动诡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骂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后来他逢人就说，每当母亲忌日还公开大骂，让我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误会。”
“历史总是这样，误会和巧合，有时候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某个节点或某个人身，汪仁悟救母无望，回到省城，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省委因为叛徒出卖，被xx党****之间破坏了，当时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员，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糸，还背了叛徒的嫌疑，可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还耿耿于怀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帮助他，才致使他耽误了回省城的时间，造成省委来不及转移才被敌人一网打尽，这笔帐便成了他对我的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和党失去几年联糸的汪仁悟终于出现了，但那时正逢苏区肃反，我也被撤职审查，失踪了几年的汪仁悟，加对西江省委全部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及身背着的叛徒嫌疑，让他理所当然的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的汪仁悟，托人递条子让我为他证明，可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么为他证明，我只写了他与我在万川县偶然相见，和他为救母四处奔走的事，他却说我不仁不义见死不救，天天在隔离室骂我……好在他有留苏背景，而当时的中央由留苏派掌控，让他勉强的过了关，但从那时开始，他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说他以前入选过中央政治局，还算进入过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话，后来他虽然一直是中央委员，但基本被边缘化了，从此他工作和研究的重心，也转到了党的理论方面，逐渐成为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
“当然，我对他也有过误会，记得一九三五年，我军长征北途中，我奉中央之命前往东海市，寻找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并择机前往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东海市我曾受到敌人的追捕，就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我曾在东海市的街头碰汪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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