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应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在中国古代，为什么每个朝代人口膨胀到5千万，往往引起社会问题，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全国出产只能维持到5千万人左右的规模。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江南各地得到充分开发，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承载人口数量随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缓慢的，是以牺牲人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在明朝与清朝表现尤为如此，通过从南方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从而维持朝廷稳定。

　　历次人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是北方出现连年旱灾，全国人民无以为继，饥民无以为食，被迫如此。

　　这正如在前几年，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匪患猖獗一样，在审问一位被俘的土匪，问其为何当土匪，这位土匪叫嚣着：你剖开爷的肚子，就只要爷为何当土匪了。

　　诚哉斯言，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劳作获得生计，又有谁愿意在刀口中混饭吃。

　　在前几年，国民革命军每占领一个省，一些地方武装面临解散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有口饭吃，坚决不同意解散，到最后即使干工程兵，每天从事重体力活也在所不计。

　　良民成为土匪，前几年军队整编过程中难点，虽然说明土地兼并重的问题，但更说明在当前中国，人均占有土地维持在一个恐怖平衡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像西欧各国学习，夺回自己的生存空间外，除了改进耕种方式，提高亩产外，现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施行计划生育。

　　与此相呼应，多位留学博士通过报纸向大家介绍西欧奉为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其进行发展与创造：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的几何级数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的算术级数率增长。

　　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

　　从而将人口理论分为三部分：

　　①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②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着的抑制。

　　③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

　　这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通过上述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

　　②只有拓展土地与发展大力发展经济水平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③人民的生活水平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人民生活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

　　而与此同时，在全国很多妇女领袖也纷纷发表讲话，支持政府决策，施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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