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既无出路，教书者自亦失业。刘氏自述中写道：“人之一生，皆有悟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刘大鹏的境遇无疑是当时数十万乡绅处境的缩影。废科举不仅断绝了下层乡绅的政治仕途，甚至危及下层乡绅的谋生手段。衣食足而知礼节。士既无以为生，自然也就难为其他三民的表率。“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刘大鹏自然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乡绅劣化的一个造因实于此隐伏。

　　科举取士，每次幸运者总归是少数。失败者难免会有一种挫折感。但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自于它没有年龄限制，这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企盼。这种机会与企盼的存在，使个别的科场失意者很难凝聚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一点，新式常常学堂体制迥然不同。“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不免穷途之叹”。即使那么些年龄尚可入新学堂的生员，又苦于学堂因师资、教材、经费、校舍等问题而难以遍高于广大农村，而只得望而兴叹。这样，在废科举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大批既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又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教育的“过渡群体”。民国初年的着名记者黄远庸将这些新旧递嬗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这批人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象城市上层士绅那么样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上升性的社会流动渠道受阻，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和不满。这是乡绅劣化的又一造因。

　　士绅本是与皇权共生的社会集团。在科举废除，帝制倾覆后，士绅的“继替常轨”中断。据张仲礼推算，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31和34岁，而士绅的平均寿命为57岁。也就是说，清末最后一代士绅经过一二十年的自然递减，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所剩无几。不仅如此，民国建立后，科举功名身份不再具有帝制时代所具有的法理性权威，丧失了皇权体制的庇护。“前清举人”、“前清进士”成为历史遗存，而不再成为获取社会优势地位和权势资源的凭藉和依据。当然，法律的否定与社会的遗弃，其间还有一个时差和过渡。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科举制度的惯性。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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