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劣绅之间相互指控对方为“土豪劣绅”的现象。当时社会上流行着“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的说法，甚至有人惊叹：“试看今日之域中(指乡村)，竟是土豪劣绅之天下”。土豪劣绅不仅成为当时**要打倒的对象，也一度成为***及其地方实力派要打击的目标。如阎锡山在山西，刘峙在河南，陈诚在湖北，张治中在湖南，均将土豪劣绅与烟毒、土匪等同列为地方公害，而希图加以铲除。凡此，皆说明民国时期绅的裂变和劣化，已凸显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民国时期，绅何以会发生群体性的裂变和劣化？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略为回顾20世纪初作为士绅群体所赖以存续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皇权崩溃以后地方绅权的变迁。

　　有研究者称，当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时，不仅革命派的报刊几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十分平静，既乏愤激者，也少欢呼者。当时的社会舆论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仿佛废除的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余年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一个制度。一般的解释，认为废科举从倡议、改良到废除，已喧闹多年，人们已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这种说法实际只看到了当时社会心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所谓废科举时的社会舆论，只可看作是当时少数上层士绅的心态反应。而恰恰是这批上层士绅并未深切感受到废科举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因为他们或可继续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让自己的子弟占据新学堂以及出国留学的机会，很快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新知识分子或新式军人。

　　真正悲惨的是那些散居在广大农村的下层乡绅。但他们当时既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更难于表露自己的心声，以至于今天很难揣测他们当时的心绪和处境。难得的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末民初的一位乡绅自述，我们可以从中略见一斑。这部自述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1857－1943)所着的《退想斋日记》。1896年春，当“裁科考之谣”传到刘大鹏所在的太原县时，立即引起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1905年10月，当刘氏获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这不仅意味着仕途的中绝，更多的下层乡绅直接感受到生存危机，“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保以谋生科？”果然，不到一两月间，已是“失馆者纷如”。这些失馆者因“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官僚选拔机制，也是一种政教相连，耕读仕进并举的社会建制。科举一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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